铁路客票对号入座溯源

　　车票，是旅客乘车的凭证。民国时期，主流的铁路客车车厢分别为：头等车、二等车、三等车。这三种车是法定车厢，一般每趟列车都会加挂。

　　1928年6月4日早晨5时23分，张作霖乘火车在沈阳皇姑屯遭遇爆炸身亡，这趟列车当时就加挂了头等车8节、二等车3节、三等车5节。

　　买票需要排长队

　　黄牛代劳“捞外快”

　　头等车的乘坐者多为政府要员、外国人、大商人、社会名流。车座是软座，铺有地毯，化妆室、卫生间等一应俱全，而且一般带有卧铺车。二等车的乘客主要是政府低级职员、白领和小商人等。座位也是软座，设备较头等车略差。二等车有单纯的座车，也有附带卧铺功能的座车。后者白天是座位，晚上长椅为下铺，靠背支起当上铺，很方便就改造成了卧铺车；三等车的乘客更加广泛。车座是木质硬座，全是硬座车，没有卧铺。

　　民国期间铁路部门发售的以上三种车厢车票，不管是卧铺还是座位，车票都是“无座票”。车票票面上只写有发到站、票价、车厢等级等信息，没有座位号。那时候的火车，全部是上车找座位，没有对号入座的说法。当时头等车、二等车车票很贵，而且有一定身份限制，普通百姓坐不起。大部分时候，头等车和二等车内的旅客非常少，不会出现上车找不到座位的情况。而对于三等车旅客来说，人多拥挤，找座位也是件麻烦的事情了。

　　当时普通旅客的乘车程序是：买票(大站开车前2小时开始售票、小站1小时)、候车、检票、上车找座。因为没有对号入座制度，这一系列过程都是争先恐后，你推我撞，一幅纷纷攘攘的场景。买票则要排长队。铁路部门根据列车等级设立不同的售票窗口，一般头等、二等售票口人不多，三等车售票窗口则是人山人海，拥挤不堪。大的火车站附近一年四季都活跃着黄牛党，专门替人买票赚手续费。

　　检票要懂“潜规则”

　　递上钞票就放行

　　遇到某些不法检票员，看到排长队准备乘车的旅客，会突然停止检票，高声大喊：“客满了，停止检票。”这时候，常出门的旅客并不慌忙，手举车票挤到前面再递上一张钞票，检票员立即放行。有的无票乘客私下塞点钱给检票员，也能进站。上车找座更是个技术活。民国时一名旅客描述上车抢座的情形：“当你三次(指买票、检票、上车)从争先恐后的人群中杀出一条血路之后，一面喘着气，一面像老鹰捉小鸡一样目光炯炯找寻车上的座位；看见那边有空，便赶快一屁股坐下。”

　　著名作家巴金的散文《平津道上》描述，某次坐火车从天津到北京，买了一张三等车票，“三等车厢里的拥挤，简直使人想象不到。一开门就只看见到处是人头。”巴金提了一个大藤箱，走过了一个又一个车厢，每看到一个空座，刚要坐，立即有人阻拦说，“这里有人”。一直走到最后一节车厢，才总算找到一个位子。像巴金这样的斯文人，抢个位子不容易。

　　兵痞流氓霸座位

　　百姓敢怒不敢言

　　在火车上，一人霸占几个人的位子是大伙公认的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。丰子恺提起这个就一肚子气：“不说车厢社会里的琐碎的事，但看各人的座位，已够使人惊叹了。同是买一张票的，有的人老实不客气地躺着，一人占有了五六个人的位置。看见找寻座位的人来了，把头向着里，故作鼾声，或者装作病了，或者举手指点那边，对他们说‘前面很空，前面很空’。有的人用行李分占了自己左右的两个位置，当作自己的卫队。有的人没有行李，把身子扭转来，一个屁股和一支大腿占据了两个人的座位，而悠闲地凭在窗中吸烟。他把大乌龟壳似的一个背部向着他的右邻，而用一支横置的左大腿来拒远他的左邻。这大腿上面的空间完全归他所有，可在其中从容地抽烟，看报。逢到找寻座位的人来了，把报纸堆在大腿上，把头攒出窗外，只作不闻不见。还有一种人，不取大腿的策略，而用一册书和一个帽子放在自己身旁的座位上。找座位的人倘来请他拿开，就回答他说‘这里有人’。”

　　那时候，还有很多兵痞、流氓，他们上车往往大腿一横，一个人占了一排座，老百姓敢怒不敢言。以上种种痛苦、乱象，都是因为没有对号入座制度。

　　预订卧铺和座位

　　需要另缴手续费

　　民国时期，显然不具备对号入座的条件。要实现对号入座，最起码得满足三个条件：一是乘客数目不能超过座位数目太多。民国铁路设施极差，三等车通常人满为患。有时候车辆不够用，还经常加挂“四等车”，其实就是棚车，压根就没座，更是无号可对；二是有精确的车票管理系统，这一点要到计算机时代才能实现；三是列车铺位、座位编号要固定。民国的列车今天可能挂两节卧铺车，明天就可能挂五节。车辆的内部构造也不一样，今天挂的车有100个座位，明天挂的车可能只有80个座位。连标准、固定的编号都无法做到，对号入座更是空中楼阁。

　　那时头等、二等车也可以预订卧铺和座位。但是预订后，直到上车前，也无法知道铺位和座位号。预订只是保证你上车有位子，而不是给你一张写有座位号的票。这与对号入座不是一回事。更重要的是，预订也是要花手续费的。在基本的火车票之外，你为了保证自己上车有位子，必须额外多花一笔钱！

　　有铁道部官员到德国考察，他看到了德国火车订票的方法：“长途旅客客车座位可预先指定，先定可得较好位置……编为号码，其座位标以纸签，以后按号索座，不致争扰，此项手续费只取半马。”(胡克明：《欧游日记》)这可以看出，德国早期“对号入座”也是通过预订实现的，而且也收取手续费。当时在德国可以预先知道座位号。

　　总之，民国铁路客票的特点是：售票一律“无座”，上车拼命抢座、订座额外花钱。在这种制度下，“座位”并不是必需品，而是一种特殊享受，需要多花钱才能得到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实现“对号入座”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铁路逐渐开始实现对号入座。卧铺车较早，硬座车稍晚。在改为计算机售票之前，新中国铁路使用车票也和民国一样，是硬板火车票。这种车票提前在印刷厂印好，票面只有车站、票价等信息，没有标明座位号。实行对号入座以后，旅客到车站买票时，售票员会根据旅客需求，在硬板车票后面贴一张印有车次、发车时间和铺位(或座位)号的小纸条。硬板车票和小纸条结合起来，才是一张信息完整的火车票。在当时铁路部门提供了铺(座)位，不再另外收取预订手续费。

　　在硬板车票时代，实行“以无座票为基础，有座票作为补充”的制度。随着计算机售票的大规模使用和铁路的不断发展，铁路客票格局也变成了“以有座票为基础，无座票作为补充”。有座成了常态，无座票全价开始饱受争议。

　　各个国家客票发售规定不同

　　国际上对待这一问题大概有四种模式:一是“预订座位制”。很多欧洲国家，车票不指定座位，座位需要单独预订(有的国家收手续费，有的国家免费)。二是“双轨制”。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铁路列车分为对号入座和非对号入座两种。对号入座车一般较为高级，如高铁。这种车也出售部分站票，站票有的打折(我国台湾地区)，有的不打折(如法国)。非对号入座车一般是普通列车。如印度的低档列车，上车随便找座，而且票价极为低廉，火车通常挤得满满当当，有时火车顶上也坐着人。三是“一车两制”。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高铁，划定有的车厢为指定席，有的车厢为自由席。这两座席位车内设置完全一样。指定席对号入座，自由席车票上不划定座位，乘客上车找座。相应的，指定席票价也更高一点。四是全部列车对号入座，但也出售无座票，无座票不打折。目前我国实行的就是这种模式。